2010年1月4日，被告人高某伙同王某、孟某在河北省威县某村利用能改变重量的遥控电子秤收购棉花，骗取4名农民棉花1600余斤。1月5日，高某伙同王某、孟某在该村利用同样手段骗取刘某棉花804斤。因刘某发觉，报警后当场将被告人抓获。威县物价局对涉案棉花估价为5294元。案发后，3被告人赔偿被害人1万元。

[分歧]

本案在审理中，对被告人高某、王某、孟某行为的定性有两种意见：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秘密利用电子遥控增加棉花重量，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将增额价值秘密窃取，符合盗窃罪的特征，应以盗窃罪追究其责任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被告人采用隐瞒真相的方法，利用电子遥控秤秘密增加棉花重量，使被害人支付增重多出的棉花款项，从而达到非法占有之目的，构成诈骗罪。尽管被告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亦采取了一些秘密手段，但这并不影响本案采取欺骗方法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诈骗犯罪性质，故应以诈骗罪论处。

[评析]

小编同意第二种意见，理由如下：

诈骗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。从分则条文可以看出，诈骗罪在客观上必须表现为一个特定的行为发展过程：即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——对方产生认识错误——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——行为人获得财产——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。也就是说，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对事实真相产生错误认识，进而出于真实的内心意思而自愿处分财产，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。在这个因果链条上，欺骗行为是起因，错误认识是中介，处分行为是结果，使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最终得逞。

盗窃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。窃取是指以非暴力胁迫手段，违反财物占有人意志，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。本罪的行为方式主要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窃取，当然并不限于秘密窃取，事实上也完全可能存在公开盗窃的情况。

从上可以看出诈骗罪和盗窃罪在实施犯罪的手段上是有明显区别的：盗窃罪是行为人直接窃取财物，其指向的对象直接是财物本身;诈骗罪则是行为人通过实施欺骗手段，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，使受害人上当受骗，从而骗取财物。也就是说，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在于，诈骗罪是行为人用欺骗手段使受害人上当受骗，然后由受害人“自愿”将财物交付给诈骗人。诈骗犯罪实施的结果就是，使被骗人对事实产生错误认识，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将财物处分给诈骗人。事实上，虽然诈骗罪和盗窃罪都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型犯罪，但盗窃罪属于违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财产的犯罪，而诈骗罪属于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财产的犯罪，犯罪手段的差别决定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不同性质。

通常情况下，诈骗罪和盗窃罪是比较容易分辨的，审判实务中也存在两罪不易区分的情形，主要指二者有交织的情形，即行为人在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时，也采取了某种欺骗方法，或行为人在实施诈骗犯罪时，也采取了一些秘密手段。这种情形下，关键是要看行为人使用欺骗方法是否意在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，进而对财产作出处分，造成了损失。也就是说，判定其是盗窃犯罪还是诈骗犯罪，不仅要看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方法，关键还要看被害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，成立诈骗罪要求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，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是诈骗罪，没有处分财产的是盗窃罪。

本案即是诈骗罪与盗窃罪交织的情形，被告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，在电子秤上安装电子遥控增重装置，之后利用该装置秘密操作增加棉花的重量，而且通过此手段达到了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之目的。虽极似秘密窃取之性质，事实上被告人的根本意图在于隐瞒遥控增重这一事实真相，欺骗被害人，使其错误地认可棉花称重的“实际重量”，信以为真而“自愿”支付棉花款项。

确定本案定性的关键就在于，被害人基于被告人的欺骗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。被告人并不是通过秘密手段直接窃取被害人金钱，而是在秘密状态下利用遥控增重这一技术手段增重棉花，欺骗被害人，使其上当受骗，基于认识错误，被害人“自愿”地将款项付给被告人，最终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是由自己的处分行为所导致。所以，被告人纵然在犯罪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秘密手段，但亦应定性为诈骗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