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案件另案处理的前面都判了实刑后面的会怎么判，要看个人在案件中的行为，看具体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，属于从犯量刑肯定要比主犯轻缓,法院会根据每个人的涉嫌犯罪的情节来分别做出评价。并且另案处理有以下一点原因：被“另案处理”的犯罪嫌疑人不少人都涉嫌“窝案”，只是由于某种原因，而被列入“另案处理”的范畴。这些原因可能是有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未归案而无法并案处理，或者可能是在某些刑事案件中，部分犯罪嫌疑人由于年龄、刑事责任能力等方面的原因，不负刑事责任，需要“另案处理”。不仅如此，最高检、公安部对“另案处理”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：最高检、公安部联合发文规范刑事案件的“另案处理”，给出了五种适用“另案处理”的情形，试图对“另案处理”适用的范围、程序以及检察机关对“另案处理”适用的审查监督机制作明确规定。此次最高检和公安部给出的五种适用情形，包括了移送管辖、特殊群体的分案处理、部分嫌犯在逃等较为明确的情况，在具体适用中较为方便把握和判断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涉嫌其他犯罪，需要进一步侦查”、“其他犯罪更为严重，另案处理更为适宜”、“现有证据暂不符合批捕、起诉条件”等情形本身表述的弹性依然较大，是否会为侦查机关随意启用“另案处理”提供某种方便，仍值得观察。在已经暴露出的各类“另案处理”被滥用的案件中，以“涉嫌其他犯罪”而“另案处理”、进而“另案不理”不了了之的情况不少(毕竟其他犯罪仅是“涉嫌”，理论上讲在进一步侦查中可以出现不起诉、不追究的情形)。对“另案处理”情形的具体划定，最大的价值或在于强调和重申了一个关键点，那就是不论何种情形的“另案处理”，都不能是、也绝不允许不了了之。后续的侦查情况如何，都必须要有明确的结论，且经得起外在的调查和监督。此前，不少行贿受贿案件的审理过程，就曾出现行贿者以证人身份完成对受贿者的指证，标注了“另案处理”之后的大批行贿者，不仅没有被停职调查，甚至顺利升迁、调职，在这种情形下，“另案处理”已经成为某种侦查机关获取证据的交换和勾兑工具。此次对“另案处理”的规范，强调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时的监督审查责任，并对久侦不结的“另案处理”案件做督促、催办，并试图建立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信息通报制度，强调沟通与合作。但不少“另案处理”案件本身就出现在由检察机关自己侦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，机关内部的审查、督促如何更有效地执行，或为难题。而在另一种情况中，“另案处理”被随意适用，可能也并非为了轻纵和放过，只是出于庭审局面掌控、涉案当事人身份等暗箱因素，侦查机关操控案件流程，更有损法律的严肃性。“另案处理”黑洞的核心实质，在于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程序的不遵守，而且这种随意违法得不到实质性的监督、约束与处罚。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 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，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，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，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，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。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，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，留置措施自动解除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、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。在特殊情况下，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。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。